1958年“反教条主义”，南京军事学院首先受到冲击。为避免运动扩大化，院长刘伯承主动揽责，避免牵扯更多同志。

孰料，刘伯承被免去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后，“反教条主义”运动却愈演愈烈，国防部专门成立工作组，进驻南京军事学院。

在当时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，工作组认为南京军事学院存在严重“照搬苏联教材，硬套苏军条令”的现象。

工作组还带来了最高指示——“现在学校奇怪得很，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，专门讲‘十大打击’，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，却不讲。应该主要讲自己的，另外参考人家的嘛！”

当时刘伯承元帅已奉命赴京“养病”，代院长陈伯钧上将调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工作，南京军事学院由副政委钟期光上将主持全盘工作。

钟期光据理力争，承认学院存在的不足，讲述学院取得的成绩……

军委训练总监部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萧克上将，支持了钟期光的意见。

最终，国防部工作组形成结论，主体上还是肯定了南京军事学院建院8年来的成绩。

但是，工作组返京汇报这个结论时，主持军委工作的那位首长却不认可。

首长认为“南京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代表，工作组形成的结论是错误的，是受钟期光蒙蔽的。钟期光对反教条主义是抵触的，是心怀不满的。”

于是，钟期光被调离南京军事学院，最终挂职军事科学院副政委，留在北京接受批判。

随后，国防部再次对南京军事学院派驻工作组。

此时，学院原来的领导层免职的免职，调离的调离。学院各个教授会的负责人更是被“一网打尽”，撤职的撤职，下放的下放，转业的转业。

其中，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大校的命运，最为悲剧。

蔡铁根被剥夺了大校军衔，开除军籍和党籍，转业到常州市机械工业局。

由于蔡铁根大校曾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教范处处长，而训练总监部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是萧克上将。

刚好萧克又在工作组第一次到南京军事学院时支持了钟期光的意见，肯定了学院的工作成绩。

因此，主持军委全盘工作的那位首长专门讲了话：“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，不但影响南京，就连北京（训练总监部）也有些吹鼓手，抬轿子的。”

于是，“反教条主义”运动很快升级，不仅南京军事学院首当其冲，就连军委训练总监部也成为了批判对象。

作为训练总监部主抓院校工作的副部长萧克，自然成为了批判的靶子。

萧克被连续批判了4个月，身体扛不住了，在批斗会上大口吐血，却仍被逼着没日没夜的检讨，检讨书写了6稿都没能获得通过。

最终，主持军委工作的那位首长对萧克下了结论，萧克上将因此脱去军装，到农垦部当了个有职无权的副部长。

同时，训练总监部因为“反教条主义执行不力”而被撤销，另有3名副部长也受到牵连，周士第上将降职去空军当了副司令员，彭绍辉上将降职到总参报到，郭天明上将被下放去了军校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接下来，“反教条主义”的矛头，直指原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元帅。

当然，还是有不少人敢于站出来讲公道话！

原二野5兵团司令员杨勇就据理力争：“刘院长工作很不容易，学院那么多苏联专家，中央从前又一再强调向苏联学习、尊重专家的意见，这本身也是听从中央命令。”

陈毅元帅去医院看望刘伯承时愤愤地说道：“你写个啥子检讨嘛？要写的话我来替你写，一百个字就行。”

7月份的军委扩大会议上，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小平同志，为了保护刘伯承率先发言：“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，对组织是尊重的。他今年66岁了，又有病，不要搞得太紧张。”

在众多将帅力保下，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，刘伯承元帅免受了过多的冲击，但从此被夺职罢官，赋闲在家。

但是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仅仅12个月后，当时主持军委工作，发起“反教条主义”运动的那位首长，自己也在庐山会议上被夺职罢官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萧克重返军队，担任国防部副部长，兼军事学院院长、第一政治委员。

萧克将军后来在《萧克回忆录》中写道：“他（当年主持军委工作，发起“反教条主义的那位首长）去世前曾专门嘱咐他的侄子彭起超，说以后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代他向刘、萧当面道歉。”

而前文提到的蔡铁根大校，就再也没有机会复出了……

1969年9月，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成立“蔡铁根专案办公室”。

1970年3月，蔡铁根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蔡铁根获平反昭雪，并恢复党籍和军籍，其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1986 年10月7日，刘伯承元帅逝世。

在刘伯承元帅的追悼会上，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：“1980年小平同志明确指出，那次‘反教条主义’是错误的！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！”

本文资料引自——

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，2010年4月版。

《萧克回忆录》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，1997年1月版，作者萧克。

《走进怀仁堂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，2013年1月版，作者董保存。